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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访 | 延志远：一个经济学新理论的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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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河北资本（zbyjh1） 作者：延志远 时间：2021/7/7 15:11:00 浏览：1039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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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延先生，您在2017年9月出版了《三端策论：经济学新理论框架哲学思考》（以下简称《三端策论》）一书，提出了一个新的经济学理论框架，请您先介绍一下当时的写作背景吧。
答：首先感谢《河北资本》李月会长给我安排这次和大家交流的机会。
先自我介绍一下，我1986年毕业于河北财经学院金融系，现在在交通银行工作，是一个经济学的业余爱好者，利用业余时间学习研究经济学，这对我的工作帮助很大。《三端策论》一书是我二十多年来学习经济学的一点体会。由于是业余爱好者，理论功底浅，书中难免有错误之处，希望大家批评指正。
要说写这本书的背景，主要有以下两点：
背景一：从大的方面讲，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走到今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使中国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社会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我们现在已经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正在大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然而现在我们的经济学理论与改革开放的实践已显现出非常明显的“供需矛盾”，没有达到实践发展所要求的水平。以《资本论》为基础建立的传统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对此都不适应，改革走到了理论的前面，40多年中国改革开放的经济发展史，迫切需要出现新的经济学理论。
从小的事情来讲，非常有意思的是，现有的经济学理论居然不能完整解释超市中一头猪身上分割出来的各种肉，比如里脊、五花肉、猪手、排骨等为什么会有不同的价格。这些小事情引起了我探索的兴趣。
背景二：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历史，虽然在历史上出现过像孔子、管仲、商鞅、司马迁、桑弘羊、王莽、王安石、张居正、刘晏等天分极高、无师自通的经济天才，有很好的经济思想，也曾形成过商家的治生之学（治理家庭生计之学：谋划生计、经营家业、发家致富），但令人遗憾的是有思想没体系，没有形成中国自己的经济学理论。无论是传统政治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都是舶来品。南怀瑾老先生曾感慨地发问：“中国原来有没有现在所谓的‘经济学’，没有。……同样是人，尤其我们有五千年的文明，自己的经济学何在？”厦门大学的胡培兆教授是《资本论》翻译者之一王亚南的弟子，他曾说：“概观100多年的中国经济学，都来自西方，照搬、模仿的多，借鉴来用于中国实际问题的研究、创新的少；……除了“鹦鹉学舌”般地人云亦云传销舶来品外，很少有结合国情、联系实际、提出新经济理论来的。”虽然在解放前，我国一些老一辈经济学家，如刘秉麟、邹敬芳、杨汝梅、李权时、马寅初、王亚南和薛暮桥等都对此进行过探索，解放后于光远、刘国光、高尚全、董辅礽、刘诗白、谷书堂、胡培兆、逄锦聚等一直呼吁创立中国自己的经济学，有些经济学家如张曙光、盛洪、樊纲、林毅夫等曾借鉴新制度学派和公共选择理论、以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分配为线索进行了理论化的探索，但至今感觉仍任重道远。
我的《三端策论》这本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的一次学术探索。
问：那么，您是从什么样的角度来构建这个新的经济学理论架构的呢？
从经济学说史上看，构建一个新理论有几种方法：
一是由经济社会问题催生。从问题出发构建，这是为了解决当时出现的社会经济问题，有其特殊性，比如凯恩斯经济学理论是为了解决上世纪30年代发生的经济大危机，供给学派的出现是为了解决上世纪的滞涨危机等。
二是进行综合。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史专家、复旦大学经济系尹伯成教授认为：“将前人各种学说的‘综合’不是简单混合，而可发展出新理论；将前人不同甚至对立的学说的‘折中’，不是调和矛盾，而可实现理论创新”，比如下面谈到的经济学说史上的几次大综合就是这样。
三是靠灵感迸发。比如科斯年轻的时候苏联正在推行它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列宁曾说，苏联可以像一家巨大的工厂那样运行，但是西方的经济学者却普遍认为这是不可能的。这也使科斯感到困惑：为什么在企业内部普遍存在的经济计划不能被用于整个国家？这使得科斯开始关心市场中的企业为什么会存在，以及它的边界是如何决定的。1937年他发表了《企业的性质》，开创了新制度经济学。
四是对经济实践进行提炼，上升为理论，实践走在理论的前面。比如西德新自由主义是对二战后原西德经济问题的一个总结。我国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也是对新中国成立后一系列经济方针政策的提炼总结。
《三端策论》是从每个人、每个企业、每个政府都参与的经济活动过程出发，经过二十多年的艰辛探索，吸收前人经济理论的科学成分综合而成的，因而具有一般性。如果在具体场景下运用它，就会表现出特殊性。
问：那经济活动过程是什么样的？“三端”指的是什么？您在书中讲的十二个经济要素具体内容有哪些？
先来介绍一下经济活动过程。现有的经济学以四分主义（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和三位一体公式（土地——地租，资本——利润，劳动——工资）为蓝本。但是实际生活却是这样的：人们有了需求后才会组织生产，从而产生分配、交换、消费，故需求是开端，离开需求只谈社会再生产过程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就显得很不完整。如果把需求当成一个环节，再加上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这就是一个完整的经济活动过程。这五个环节依次循环，反复无穷，即：需求→生产→交换→分配→消费→新的需求……。虽然凯恩斯经济学是研究需求的，但他并没有意识到需求是经济活动过程的一个环节。
再来谈谈“三端”。因消费是需求的最终实现，并能产生新的需求，生产和交换密切相连，五个环节“扣其两端执其中”，可以简化为三端：需求端（需求环节+消费环节）——分配端——供给端（生产环节+交换环节）。这就从理论上论证了分配端的存在。需求端和供给端的任务是要做大蛋糕，分配端的任务是要分好蛋糕。分配在五个环节中是十分重要的，是经济活动过程的一个“变速器”，它能直接影响有效需求，从而影响有效供给。分配端出现问题就会使经济社会挂上“倒挡”，不仅不能进步，而且还会倒退，如经济危机的爆发就是这样。从分配端来管理调控宏观经济，就产生了一个新的调控方向。这样宏观经济的调控可以从三个方向：需求端、分配端和供给端来进行。过去我们受凯恩斯主义和供给学派的影响，只知道需求端和供给端的管理，没有发现分配端的存在。在我看来，事在两旁，要在中央，需求端和供给端只是现象，分配端才是本质。发现分配端的存在这是经济学说史上的第一次。
有了经济活动过程，我们就会很自然地问到，是谁参与了经济活动过程呢？是经济要素，经济要素是在经济活动过程中参与经济活动、并经常起重要作用的因素。下面就谈谈十二个重要的经济要素。
在经济学上对经济要素的认识经历了“三要素、四要素、六要素”，到本书我提出了“十二要素”，这是一个新提法。其中生产要素增加到了8个，权利要素有4个，它们都参与经济活动，都是内生要素。其中，“8个生产要素”是：劳动、土地（资源）、资本、技术、企业家才能、货币、信息和预期，它们的组合就是生产力；“4个权利要素”是：制度、权力、利益集团和意识形态，它们的组合就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12个经济要素”组成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过去我们只认识生产要素，没有权利要素的概念，并且将权利要素视为经济活动过程的外生要素。
“8个生产要素”在一个层面上，在现有的制度要素框架内运行，遵循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比如在一个企业中，不断增加某一个生产要素，其收益是逐渐降低的，这个大家都知道。四个权利要素处在八个生产要素之上，是分等级的，遵循边际效用递增规律，这是一个新发现，比如某某监管部门每审批同意增加一个机构，它的监管范围就会扩大一些。在“12个经济要素”中，利益集团要素是经济活动过程中力量巨大的推手，利益集团是由人组成的。研究了利益集团要素后就会发现，宏观经济学的核心不是西方经济学所讲的阐述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一般均衡的“IS—LM模型”，即“希克斯—汉森模型”，宏观经济学的核心应该是不同利益集团的关系。
12个经济要素的关系如下图：
■图/经济要素关系图
人是经济活动过程的主体，“天下之事，盖由人为，率由性起”。人性是复杂的，既是天使又是魔鬼，但总的发展趋势是人性向善。经济活动中最具决定性的核心要素就是人，正是人本身的不确定性才造成了整个经济活动的动态复杂性。经济活动过程是一个动态的复杂的、非线性的混沌系统，很难通过经典的数学方法来对经济活动过程精确定量。但我们可以在经济活动过程中找到决定该系统发展的环节和一系列的重要经济要素。这就是上面所说的五个环节和十二个经济要素。只要能掌握它们的变化规律与经济活动的相关关系，通过控制或优化其发展变化的过程，就能为经济活动的健康发展找到一个满意解。
从经济学说史来看，经济活动过程的“5个环节”和“12个经济要素”是逐渐被认识的，至今用了400多年的时间。可以说，一部经济学的发展史，就是经济活动过程的“5个环节”和“12个经济要素”不断被发现的历史。如果把经济活动过程比喻成人体的话，那么，分配环节和利益集团要素就是“任督二脉”。发现经济活动过程的“5个环节”和“12个经济要素”，就是破解了经济学的密码。
问：中国自己的经济学应该怎样建立呢？
答：上面介绍了经济活动过程的“5个环节”和“12个经济要素”，这为创建中国自己的经济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要创建中国自己的经济学不能离开自己国家的历史文化特性，坚持并发扬马克思《资本论》的研究范式，批判地吸收西方经济学的科学成分。
中国的历史文化特性体现在二千多年来以儒家为正统的传统文化上。四书是儒家的代表作，以仁爱为核心思想，强调以人为本，以民为本，在经济利益面前讲究“见利思义”，而不是“见利忘义”，明白“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清楚“利他”才是最好的“利己”，闪烁着人性向善的光辉，与西方经济学的价值观有天壤之别。《大学》讲“三纲八目”，强调“修身才能平治天下”；《论语》讲“和而不同”，主张在具体问题和看法上不迎合、不符合，有君子之风；《中庸》讲“中正平和”、及而不过，教人树立包容和谐观念；《孟子》提出“民贵君轻”的仁政思想，把人民放在第一位。创建中国自己的经济学要继承这些儒家的传统文化思想，这也是探讨儒学在现代社会发挥作用的方式，是一次儒学在经济学领域“在场”的显性活动，可以增强我们对传统文化的自信。我感觉这很可能是在经济学领域一次新的价值观启蒙。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采用“阶级分析法”研究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分配和生产资料占有关系即生产关系，从分析经济现象转变为分析经济本质，从研究宏观总量转为研究宏观总量的结构，从研究人与物的关系转变成了研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揭示了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揭露了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不合理性。我认为马克思的这种研究范式应该是经济学研究范式的一次巨大变化，是世界经济学说史上的一次大革命，这才是《资本论》的灵魂和精髓。恩格斯说过：“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资本论》的研究范式正是如此，这一点我们必须认识到，也必须将其发扬光大。
改革开放后西方经济学被引进。西方经济学从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算起，至今已经240多年了，它从人的自利性、资源稀缺性和最大化假设出发，以完全的市场经济制度为基础，进行微观的、宏观的供需、均衡分析。西方经济学有四个特点：一是研究经济现象多，揭示本质少，见物不见人，显得很幼稚；二是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经济学缺少对价值和分配的研究，尤其是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工资、利润、利息和地租可由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自动进行分配，这属于“利益分配无关论”；三是从不固守原有的模式，一旦传统理论与现实经济生活发生冲突，就毫不顾忌地提出新主张，修正原来的理论。所以，西方经济学流派林立，每一个学派都有其重视的问题，也有其忽视的问题，虽然知识很成熟，但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四是被西方经济学奉为圣经的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强调人的自利性是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唯一动力，极容易演变成现实的自私性，为了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就使人变的很贪婪，人性显恶，见利忘义，不讲仁义道德，与儒家思想背道而驰。比如信奉新自由主义的华尔街投行家们和索罗斯的量子基金制造的2008年次贷危机和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就是这样，为了一己之利不惜搞乱他国金融经济秩序，损害他人利益。深度分析起来，经济危机的爆发本质上源自人的自私和贪婪的本性，资本的贪婪其实就是人性的贪婪，供需失衡只是现象而已。这大概就是人们所说的相由心生吧。只要人自私和贪婪的本性不根除，经济和社会危机就会长期存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开辟了中国经济建设的新篇章，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为创建中国自己的经济学提供了营养丰富的土壤。从经济活动过程出发，以马学为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容为任，以宽为量，将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特性、《资本论》的研究范式和西方经济学的科学成分有机结合起来，就构建出了这个经济学新理论框架。这个框架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丰富的经济实践结合，就能产生中国自己的经济学。这也是将儒家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对接的一次尝试。
问：《三端策论》形成了一个新的经济学理论框架，应该怎么去应用它呢？
答：可以运用的地方很多，先从以下两个大的问题来看看对它的应用。
一是，用它重新进行经济学说史上的第四次大综合。从1776年至今240多年中，经济学有过几次大综合，下面简要介绍一下：
1848年，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出版了《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对社会哲学的某些应用》一书，对前古典经济学与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进行了理论综合，把财富的管理和财富的生产整合为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这是经济学说史上的“第一次大综合”。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英国“剑桥学派”的创始人，1890年出版了《经济学原理》一书，将古典经济学的客观价值论或生产成本论和边际革命的主观价值论或边际效用论结合起来，整合在一起，从新建立了一个微观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新古典经济学，这是经济学说史上的“第二次大综合”。
1948年，保罗·萨缪尔森出版《经济学》一书，以“充分就业”为界，将新古典经济学的微观分析范式与凯恩斯主义的宏观分析范式整合为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把新古典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连接起来，形成了“新古典综合派”，这是经济学说史上的“第三次大综合”。
1993年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出版了《经济学》一书，他认为无处不在的信息不对称会导致市场失灵的普遍性，认为“看不见的手”不存在，市场失灵比比皆是，从而推导出政府干预范围应扩展到一切潜在经济领域，通过政府干预可以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为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理论基础。这被认为是经济学说史上的“第四次大综合”。但我认为他的研究范式没有出现巨大变化，也没有把制度学派和公共选择理论包含进去，只是为政府干预经济多找出了几个理由而已，所以其不能成为经济学说史上的“第四次大综合”。
我认为经济学的“第四次大综合”应该建立在《资本论》的研究范式基础之上，应包括进去目前经济学中的主要流派，并且还能够使它们和谐相处，既重视效率，又重视公平，这才能够称得上是经济学的第四次大综合。
现在用《三端策论》框架进行综合。从环节看，在主要经济学理论体系中，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侧重研究需求、消费环节，将需求作为安排经济活动的依据；重农主义、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兴古典经济学着重研究生产环节，将资源优化配置作为研究重点，注重经济现象的分析；重商主义研究交换环节；传统政治经济学、新剑桥学派和供给学派重点研究分配环节，重点分析财富分配中的生产关系，注重经济本质的研究。从经济要素看，劳动经济学研究的是劳动要素，土地经济学和资源经济学研究的是土地（资源）要素，《资本论》研究的是资本要素，信息经济学研究的是信息要素，技术经济学研究的是技术要素，货币银行学和弗里得曼的现代货币主义研究货币要素，熊彼特研究的是企业家要素，理性预期学派研究的是预期要素，科斯和诺思的经济学主要研究制度要素，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研究的是（政府）权力和利益集团要素等等，《资本论》重点研究的是利益集团和意识形态要素，如此而已。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出现了由微观到宏观、由宏观到宏观经济总量结构（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关系），以及由现象到本质的巨大变化，这才是经济学史上的“第四次大综合”，比斯蒂格利茨1993年经济学所谓的“第四次大综合”不仅内容丰富，而且深刻多了。
二是用它解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取得巨大成就的原因。
首先从经济活动过程来看，在改革开放前，社会再生产过程被认为是经济活动过程，只包括“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环节，没有需求环节，而且交换也不是真正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交换，类似于调拨。改革开放后，尊重和培育个人的需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使交换变成真正意义上的交换，经济活动过程由“需求、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五个环节组成。
其次从参与经济活动过程的经济要素来看，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经济是生产要素和权利要素交织在一起的、世界上影响因素最多的一种经济，生产函数是：Q=f（生产要素，权利要素）。中国改革开放以后，“8个生产要素”出现并逐渐增加，让生产要素充分涌流和自由组合，从低效率部门向高效率部门流动，经济主体增多，劳动者逐渐变为“经济人”，人口、资源和环境贡献出了“红利”。获得了自由的经济主体在那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能相对自由地将各种经济要素加入到经济活动过程中。
从“4个权利要素”分析，在意识形态层面进行了长期艰苦的探索。从内部看，改革的过程就是思想的解放过程，是新的意识形态形成过程：1978年在全党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使人民从“两个凡是”的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决定，开启了“改革开放”大潮；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了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1987年党的十三大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从对个体商户的“不争论，看一看”到1992年小平南巡讲话，解决了长期存在于意识形态领域的“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提出了“三个有利于”标准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的论断；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一项基本经济制度，明确了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外部看，恰在此时，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开始流行，经济全球一体化，东亚地区发生国际第四次产业梯度转移，出现了“雁行模式”，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开始参与东亚国际分工体系，利用后发优势异军突起。在利益集团和权力要素层面，改革开放是靠自上而下的权力要素——邓小平超强的领导力推动的，在改革开放前没有形成既得利益集团，社会各个阶层对改革开放逐渐达成共识并积极支持，又通过价格的“双轨制”、放权让利等，更加调动了旧体制下的政府权力部门改革的积极性，不同利益地区（同级省市县）之间展开了竞争。在制度层面，确立了一整套符合市场经济的基本经济制度，从小岗村家庭承包责任制开始，到城市国营企业的经营承包制，创造性地将“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三权分置，确立了现代企业制度，鼓励多种形式的所有制并存，建立了沪深两个股票交易市场，包容性经济制度显现，降低了制度成本。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后取得高速增长，最根本的原因是有中国共产党坚强有力的政治领导。
现有的各种经济学理论解释不了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快速发展的原因，因为目前各种经济学理论对经济活动的研究重点只限于某个环节或某个经济要素，不是对经济活动进行全面的、整体的研究。所以，单单用西方经济学各个流派和传统政治经济学是解释不清的。只用新制度经济学和制度变迁理论解释既不全面也不深刻。而《三端策论》则是对经济活动的“5个环节”和“12个经济要素”进行的全面完整研究，是将各流派综合在一起的新经济学理论，所以，它就能解释清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快速发展的原因。
问：那么，请用《三端策论》对今后改革提一些建议好吗？
答：提出一些政策建议是对《三端策论》最好的应用，我认为今后要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紧紧依靠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继续深化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全面改革。下面就分配端管理谈几点想法：
一是进行分配端管理。改革开放以来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所以不断出台一系列的经济政策推动经济发展。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此同时也累积了很多深层次的问题，比如居民部门收入占比下降、收入分配差距问题，住房、医疗、教育、养老问题等，这些全是涉及老百姓切身利益的问题。尤其是高房价不仅绑架了经济，还绑架了人们的价值观。这些问题不单纯是经济问题，已经上升为社会问题，只靠经济政策是解决不了的，需要出台社会政策，进行社会体制的精准改革，这就需要进行分配端管理，难度很大，因为要调整既得阶层的利益，要一件一件地改。这就是对《资本论》研究范式的具体应用，是“絜矩之道”，可以及时化解经济、社会矛盾，否则就会使矛盾越积越多、越来越大。
二是要实现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就要解决好社会保障问题，让百姓无后顾之忧，敢消费、愿消费、能消费。影响百姓消费的不仅是即期收入，很重要的是未来预期收入和社会保障水平。上世纪30年代美国总统罗斯福为了战胜经济大危机实施新政，1935年《社会保险法》通过，成千上万的就业者有了基本保障。社会安全（保障）一词，是从1935年3月14日美国建立的联邦社会安全法案开始使用的。为什么罗斯福在大萧条最困难的时候还要搞社会保障呢？因为美国当时已经进入消费汽车、家电的耐用消费品时代，没有社会保障的支持，人们就不敢买这些耐用消费品。这是那场大萧条留下来的宝贵财富，用更长远的眼光来看，那场大萧条的亮点其实并非在于经济的恢复，而是社会保障建设的推进，没有后者，也不大可能会有后来美国的强大。西方国家能从上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中走向繁荣，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比凯恩斯主义所起的作用大得多。
三是让劳动力成为资本。现有的工资制度只是对劳动者体力和脑力消耗的补偿，这与耗费的原材料一样，是成本的一部分，对劳动者没有进行利润分配。企业的利润是由活劳动和物化劳动共同创造的，利润应该在活劳动和物化劳动的提供者之间进行分配。所以，劳动力不能再继续作为原材料来使用，应该变成资本分享利润。这样就会使劳工大众真正成为企业的主人。华为公司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建立了以虚拟受限股和TUP计划（Time Unit Pian奖励期权计划）为内容的利益共享激励机制，把98.6%的股权开放给员工，创办人任正非只拥有公司1.4%的股权，让员工跟公司绑定为利益共同体，既同心又同利。
我梳理了近些年来搞的一些分配端管理的做法，也验证了分配端的存在和重要性，主要有：财政转移支付；降低“三公费用”，公车改革；房住不炒，经济适用房和租赁住房建设；国企资本划转社保；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和国有控股混合所有制企业开展员工持股试点；医保范围扩大，报销比例提高，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带量采购；国地税机构的分合，合理匹配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和财权；土地出让收入税务局代收；浙江共同富裕试验区等。
问：您觉得怎样才能成为一流的经济学家？中国现在有多少真正的经济学家？
答：经济学家是诊断经济活动过程的“医生”，提出的政策主张就像是医生开出的药方。能够发现“病症”，开出“药方”，是其职责所在。如果一个患者到医院看病，医生诊断却说没病，并极力夸奖患者身体好，这对患者污辱性不大，伤害性极强。当前，经济学教研中盛行着一股强盛的计量经济学拜物教，经济学专业的本、硕、博学生把时间和精力几乎都用在计量工具的学习和训练上，似乎除了数据处理和线性相关分析之外就别无其他分析能力，严重缺乏对社会经济生活实践和本质的深入认识。经济学数学化使整个经济学变了味道，失去了思想，更没有感情。经济学家应该从象牙塔中走出来，坐到田间地头，深入工厂社区，认真听取劳工大众的诉求，把论文写进百姓心田里，写在祖国大地上，写出人间的烟火气来,这样才能开出对症的“药方”。
什么样的人可称为经济学家呢？保罗· 萨缪尔森曾开玩笑说：哪怕是一只鹦鹉，只要它会说“需求”和“供给”两个单词，也可以成为一名经济学家。张五常说成为一个一流经济学家很难，他认为的标准有五条：没有立场、没有偏见、逻辑天生、观察敏锐和品味独特。不过要做到没有立场很难，因为政策主张总是对一部分人有利，对一部分人不利，总会带有一定的立场。
那么，怎样才称得上是一个经济学家呢？我认为经济学家首先要有自己原创的、被大家认可的经济学基础理论；其次是张五常讲的后面四条标准，再加上博学厚重、超前预判两条。按此标准，大家可以衡量一下中国有多少“鹦鹉式的经济学家”，有多少真正的经济学家。
以上是我今天想和大家交流的内容，如果谁对分配端管理有兴趣的话，请关注《河北资本》，或与我联系，我的手机号是:18332066639，邮箱：18332066639@163.com。再次感谢《河北资本》、感谢李月会长！真诚祝愿《河北资本》在李月会长的领导下，取得更大的发展！
作者介绍：延志远，男，1966年2月生，河北省赞皇县人，1986年毕业于河北财经学院金融系，先后在中国农业银行河南省分行干部学校、河北省司法厅工作，现任交通银行河北省分行大客户一部任副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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