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8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会议指出，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并提高精准性，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合理调节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会议引发了社会各界热烈的讨论。下面结合我在《三端策论——经济学新理论框架哲学思考》一书中提出的“分配端管理”的观点，谈谈效率和公平、共同富裕和收入分配的话题。
公平与效率的关系
效率和公平如同市场和政府的关系一样，是经济思想和现实生活中一直回避不了的两大话题，也是世界各国所共同面对的两难问题。
在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上，存在这样几种做法：效率优先、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效率与公平并重。
下面用图来表示效率和公平的关系：
EF曲线表示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当公平由A点向原点移动时，表示社会不太公平，效率会趋于低下,直至出现负效率，比如财富过度集中，贫富差距扩大，引发经济社会危机；当A点向右移动时，表示过分强调公平，同样会使效率下降，直至出现负效率，比如绝对平均主义下的经济停滞。只有当公平程度在A点时，社会的效率最佳。因此，找到现实生活中代表公平的A点和对应的代表效率的B点是很有必要的。效率是通过各种生产要素在制度框架内的组合来实现的，公平是通过打破原有的收入分配制度来实现的。正因为如此，公平的实现比效率的实现难度大，因为要调整既得利益者的利益。从经济学角度看，历史上频发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实质上都是公平出了问题，是重视了效率、忽视了公平而引起的，这是一种负效率。
过去的几十年，在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下，全球重视增长和效率，忽视分配和公平，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矛盾加剧。据任泽平团队近期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全球收入排名前1%的人群占据的收入份额从1981年的16.9%增长至2020年的19.3%，2020年中国财富排名前1%居民占总财富的比例升至30.6%。2008年9月爆发的世界金融危机和2011年9月美国爆发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告诉我们，过去的新自由主义时代已经无法维持下去，应该终结了。鼓励追求利润最大化和财富集中合法化，必然导致贫富差距和贫困问题日益扩大，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次贷危机后美联储四轮量化宽松，全球性的货币超发带来资产价格上涨，资产占比高的人财富快速增长，货币超发引起的通货膨胀洗劫了底层人民的财富，进一步加大了贫富差距。追求利润最大化和资本的无序扩张等一系列的政策理念，成了社会经济问题的根源。萧萧岁月呼唤公平，是这个时代的强音，是经济社会发展到现阶段的客观要求。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对效率和公平是有侧重的。建国前30年，在收入分配上搞的是平均主义，看似公平实际不公平；改革开放前期，对效率的诉求强大，急于把经济搞上去，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实际上就是“效率优先”；十四大首次提出在分配制度上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十五大提出了生产要素可以参与分配；十六大确立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强调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2012年国务院批准收入改革方案，要求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2020年把“更加积极有为地促进共同富裕”写进了十四五规划纲要，效率与公平开始并重。
建国前30年，我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为了快速建立现代工业体系，通过城乡“二元体制”和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由农民承担了工业资本的积累；过去40多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利用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建立了投资加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得到快速发展，改革中所付出的成本也多由广大底层劳动者承担。但现在这种增长模式的驱动力量正在耗尽，出现了基尼系数较高、贫富差距拉大、生活成本上升等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加上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因此改变投资加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向经济内循环为主的转型凸显紧迫。但这一转型迫切需要进行社会体制改革的配合，需要建立一套社会公平体系，涉及住房、医疗、教育、社保、养老等方面，关爱曾经为国家快速建立现代工业体系做出贡献的农民和承担改革成本的底层劳动者，这对我国转向消费型社会至关重要。当经济高速发展40多年后，公平问题变得很突出了，对公平的诉求变得强大了，新时代“以民为本”的执政理念意味着让全体人民都能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否则，出现“后发劣势”的状况，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并不是没有可能，这一点现在一定要认识清楚。
我们搞经济建设，既要取得效率，也就是实现经济发展，又要谋求社会进步，也就是实现社会公平。但一般情况下，人们对效率注意的多一点，对公平注意的少一点，除非公平问题凸显、形势严峻的时候，人们才会兼顾它，进行事后的调整，不仅很困难，而且成本巨大。“兼顾”两字也可以理解为不特别重视。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人们只知道有需求端和供给端的存在，不知道有分配端的存在，更不知道分配端的重要性。事在两旁，要在中央，需求端和供给端只是现象，分配端才是本质。我们不应把“分配”只当成问题来进行事后的研究，应把“分配”当成“一端”来进行事前的管理，提高“分配”在宏观经济调控中的地位，进行分配端管理，把“分配端”作为调控宏观经济的一个新的方向。
效率和公平相互促进
效率和公平是相互促进的关系，而不是相互对立的关系。效率为公平的实现创造了物质基础，公平反过来能够更好地促进效率的实现。那种认为为保效率就得牺牲公平，或为保公平就得牺牲效率的观点是错误的。说到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是如何处理效率和公平问题的。
在西方各种经济学理论中，西德新自由主义（即德国弗莱堡学派，瓦尔特·欧根是其主要代表和理论奠基者）是注重效率和公平关系的一个经济学流派，其核心是“社会市场经济”，即自由市场经济和“中央指挥型经济”组合出来的第三条道路，这就是“经济人道主义”，在取得经济增长的同时，注重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德国是世界上第一个立法实施社会保障制度的国家。在俾斯麦时期的1883年，德国首先颁布了医疗保险法，开创了现代社会保险的先河，其目的就是保证工人的基本生存，削弱工人阶级的斗志，让他们不再狂热地搞武装斗争。纵观20世纪德国的社会经济政策，始终能够行走在一条相对中间的路线上，对竞争原则与社会公正原则能够成功贯彻与履行。右翼的联盟党执政，执行的是中间偏右的经济政策，即更多强调市场的自由竞争，保持国家维护秩序的适度作用。左翼的社民党上台后，采取中间偏左的经济措施，在保持市场自由竞争的前提下，更多地制订相应的社会政策来调节社会收入分配，在住房、教育和医疗等社会保障方面政府投入较多，以期达到社会公平的目的。德国左右两大党轮流执政，不断对走偏的社会经济政策进行适度纠正和调整，从而避免社会经济政策的过度左偏或右偏。从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中期是稍微偏右一点的，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初又向左边回来了一点，总是在中间的路线走，所以政策不会大起大落，总是在不断的纠正中。德国的社会经济政策很是中庸、亲民、止于至善啊。
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思想是很有特色的。二战后德国的主流经济思想跟全世界西方其他国家不一样，20世纪20--30年代经济大危机后，大家觉得市场之手失灵，需要政府的另外一只手来发挥作用，开始奉行凯恩斯主义。德国弗莱堡学派的经济学家认为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是事后的被动干预，是不合适的，主张积极的、有限的、间接的事前干预，更不认同中央计划经济模式，他们认为问题症结是市场缺乏秩序，市场的失灵是缺乏秩序造成的。1945年联邦德国成立之后，弗莱堡学派的追随者、曾任联邦德国总理的路德维希·艾哈德和其助手阿尔马克，把弗莱堡学派思想转化成社会市场经济理论：以自由的市场竞争为主轴，以秩序为保证，使德国经济从1951年开始腾飞，到1966年，德国人均GDP就超过1万马克大关，只用了15年时间。
我们知道德国是世界第四大经济体，德国的经济不靠盲目的高速，不玩金融衍生产品，不靠旅游，不靠房地产，不靠互联网。那靠什么？靠高端工业品生产制造和出口，不玩虚的。所以我们很少能在媒体上看到对其经济负面的报道。在大西洋两岸经常爆发的经济和社会动荡之中，唯有德国在经济发展、社会公平方面都有不俗的表现。虽然德国社会市场经济以私有制为基础，但就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而言，采取的是效率与公平并重的做法，是可以有所参考的。
共同富裕和收入分配
自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发布以来，特别是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召开后，共同富裕已成为时下的热点话题，引起社会各界广泛讨论。对此，请大家注意以下几点：
共同富裕不是同时富裕，更不是搞平均主义。由于每个人个体存在差异，比如出身、学历、经历等不同，决定了能力不同，在富裕的道路上总会有快有慢、有前有后。允许一部分人靠勤劳致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不搞平均主义，更不搞“杀富济贫”，既要做大蛋糕，也要分好蛋糕，最终实现全体人民的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
新时代我们需要企业家而不需要资本家。资本家单纯以追逐利润为目的，企业家以社会责任为担当，这是两者的根本区别。《孟子·尽心章句上》（第九）讲：“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利义兼顾、见利思义，这才是企业家与资本家的本质区别。资本家是贪婪的，把资本当成剥削压榨劳工的工具；企业家是讲担当、讲社会责任的，把资本变成奉献社会的手段。这就是新时代的企业家精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是大量的企业家而不是资本家。
机会公平促进共同富裕。机会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三者谁最重要？多数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都认为机会公平是第一位的，是应该真正关注和解决的社会问题。要遏制垄断资本的疯狂扩张，防止与民争利，给底层民众创造更多就业生存的机会，给更多人创造致富的机会，这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途径。建议国家在公平问题上设计一套考核指标体系，并定期向社会公布。
解决好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之间的关系仍是共同富裕的重点。因为利润首先是在劳动者、企业和政府三部门之间分配的，在三者之间要建立起利益均衡的机制，改变劳动收入占比较低的状况。在初次分配中切实发挥好工会的作用，体现新时代“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要把员工当成人来尊重，不能当成赚钱的机器使用，坚决取消违犯劳动法的“996和715”工作制，保证员工和家庭的身心健康，增强幸福感。
以税收制度的改革促进共同富裕。“十四五”税制改革重点是提高直接税比重，从间接税为主逐渐过渡到以直接税为主，有效发挥直接税筹集财政收入、调节收入分配和稳定宏观经济的作用。增值税的设立使得项目一开工建设政府就会有税收，而无论项目是否盈利，这就会引导地方政府多上项目，对经济向高质量转型并不利。提高直接税比重，就会引导地方政府多上一些前景好、效益好的高质量项目。
降低增值税比重，企业就能够拿出更多的财力用于技术创新、新产品研发，就能产生好的效益，不仅可以让企业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也能扩大就业，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
三次分配要靠税收制度驱动。三次分配是北京大学厉以宁教授在其1994年出版的《股份制与市场经济》一书中提出的，是富人们在自愿的基础上向社会搞的慈善。但是三次分配不能单靠道德的自愿，也要靠税收制度的驱动。适时开征遗产税、赠与税，就会驱动高收入群体向社会捐赠财富。同时，国家要对为三次分配作出贡献的人士设立国家荣誉，给予褒奖。
总而言之，效率与公平并重、实现共同富裕是新时代的呼唤。让我们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努力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由全面小康迈向共同富裕，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