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4日，在中国银行业协会主办的《中国银行业发展报告（2017）》发布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对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做了如下述解读。
李扬指出：“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经济经历了年均9.8%的高增长，与之对应，金融业也以发展为主旋律。以中国经济新常态和这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为界，从现在开始到未来一段时期，中国金融业发展将经历一个严监管、控风险的时期。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时期。”
李扬表示，此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列举了金融八大乱象，包括部分国企债务、地方债务、房地产泡沫、影子银行、外部冲击、违法犯罪、杠杆率高悬和流动性风险等。总书记指出，当下中国金融风险点多面广、乱象丛生、整个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在增大。这些表述堪称十分严厉。关于原因，总书记总结了四个方面。
一是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也就是说，我们没有自外于全球金融体系，没有自外于全球金融危机；
二是经济下行，经过上一轮扩张之后，经济金融进入下行清算阶段。这个表述很严厉。过去，经济在发展，增长速度很高，不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如今，经济进入新常态，金融业也到了清算的时候；
三是实体经济结构扭曲，金融结构扭曲，扭曲的金融结构对应扭曲的实体经济结构，有很多不畅通的地方。“我注意到，总书记在说到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问题的时候，没有只谈金融这一面，基本上都同时说实体经济和金融两面，金融不服务实体经济，固然有金融部门的问题，但更多的还是实体经济的问题。实体经济扭曲，实体经济低迷，缺乏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金融何以提供服务？”；
四是一些市场主体行为异化。“此处用到‘异化’的概念，含义十分深刻。”
既然形势如此，今后一段时间要加强监管，便是符合逻辑的结论。而处理风险，“要付出成本，经历痛苦”。为理解，这是给大家打预防针。如果说从去年下半年开始，金融业感觉到了痛苦的话，现在看来，那还只是开始。所以要付出成本，经历痛苦，为的是在今后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就是说，我们如今的的风险点很多，涉及面也很广，但是，风险的累积还没达到导致全面危机的程度，我们要痛下决心，阻止情况再坏下去，避免风险转变为全面危机。
李扬表示，作为研究者，非常赞同中央的这种判断。“如果用杠杆率做指标进行国际比较的话，我们在几年前就很惊恐地发现，中国的金融部门、住户部门的杠杆率的变化和八年前美国相应部门杠杆率的变化如出一辙。”美国金融部门的杠杆率在上世纪80年代尚属平稳，然后，伴随着“新经济”发展，开始迅速上升，到2008年达到顶峰，2009年开始下降，那就是危机了。中国的杠杆率在全球危机前比较平稳，自2007年开始上升，到去年年底达到了历史顶峰。我们所以惊恐，是因为中美这两个部门的杠杆率变化趋势实在太相像了，差别只是滞后了8年。
我们不希望中国的杠杆率继续上升，这是因为，金融业作为有一定技术特征的行业，同样的情况极有可能重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近年来始终致力于研究中国的债务问题、杠杆率问题。正是基于这些研究，我们非常赞同应将债务和杠杆率上升的势头止住，要立即止损。不能让那些会淘空整个经济基础的不良金融行为再继续下去。
“我对这次全国金融工作会的第一个体会就是，用词之严厉，涉及面之广，前所未有。结合我们自己的研究成果，我们非常同意这样的判断。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到今后的若干年里，我们要忍受痛苦，整顿秩序，管理风险。”李扬说。
李扬以2008年后的美国金融业发展为例，说明了中国金融业未来几年的可能走势。他指出，美国在金融危机后，在2010年通过《多德弗兰克法案》，改法案将金融业监管束缚得很紧，金融机构处处碰线，紧的结果是，其杠杆率降低了三分之一。现在回头看，正是在金融业‘不太好过’的同时，美国实体经济得到真正的恢复。“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我们恐怕也要经历这样一个过程。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召开金融工作会，颇有点类似美国通过《多德弗兰克法案》。在今后的几年里，还会有一系列新的举措来管理风险。”
学习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精神的第二个体会，就是会议用了金融链的概念来重新塑造我们的金融体系。李扬指出，在重塑过程中，当然有一些提法不太相同的地方，比如，说到中小金融机构，说要安于地方，重心下沉，要好好去经营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不主张跨境经营，不主张跨业经营。乡村的就扶持乡村，社区的就服务社区，不要想多少年后成为世界五百强。这是非常针砭时弊的。“金融链一定是分层次的，一定有不同的服务对象，分了层次就有不同的信息，不同的信息相对应就有不同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
李扬指出，全国金融工作会议重申了十三五规划中提出的商业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开发性金融和合作性金融协调发展、互相配合的问题。在谈到协调配合的时候，谈到了金融业今后的经营理念应当是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相统一。“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变化。”
以前讲金融、讲改革，就一个概念“市场化”。十三五规划里面谈到金融发展的时候，首次不用这样的表述，而是谈到了政策性金融、开发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并举的问题，而且，还把这种结构同金融业理念的改变联系起来。所谓理念改变，集中而言就是，我们不再是以利润最大化为唯一目标的经营单位，而是一个承担着社会责任的经济组织。
这其实也是世界潮流。2014年有一本书风行世界，那就是《21世纪资本论》。这本书指出，用市场经济机制确实是可以提高效率，但市场经济不受约束的发展，会使得收入分配日益不公，并导致社会动荡。几年来，我国政府不断强调改革红利的可得性、普惠等理念的重要性，就是说，在当前社会发展阶段，物质财富已经如此丰富的情况下，各类经济主体不能再纯粹以利润为经营目标，而要有社会责任。金融业历来就是特许经营行业，因而存在“制度性利差”，可享“坐地收钱”之利，社会一般总会要求金融机构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如今，社会对金融业的这方面要求更为突出了。仔细看一下全国金融工作会里面的安排，我们就发现这不是空话。至少四个方面的问题值得关注。
第一，会议很明确地说到，今后一个很长时间里，我们的投资对象相当多的是准公益性产业和社会基础设施。这些投资需要有经济的价值和社会价值统一。我们很可能进入了合理利润亦即低利润的阶段。这个领域肯定要做，但它们肯定不是纯商业的。
第二个领域是普惠。经过4年左右的推广，普惠概念已逐渐普及，如今，它已经不只是说中小微企业，而是到了医疗、养老、教育、扶贫等领域。大家知道，此类事情是必须做，传统上靠国家财政，向下发展，国家财政的钱肯定不够，金融必须跟上。要上这种覆盖面越来越大的项目，就不能完全追求经济利润，就必须追求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统一，必须寻找适合它的模式。
第三个领域，绿色金融。金融必须支持绿色发展，但如今，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还是相矛盾的，今后，我们要努力发掘“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项目。这也是摆在我们面前非常重要的挑战。如今，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应对气候变化等问题上是扛大旗的，为了践行这些使命，金融也要跟上。
第四个领域是科技。支持科技喊了很久，但成效甚微。很重要的原因是，多数高新科技项目并没有非常明确的可持续的商业价值，但是，这些项目中的多数对于国家至关重要。因此，要想办法创造出支持科技的新的金融运行的模式，新的产品、新的服务，当然，要商业性、政策性、开发性和合作性金融协同支持。
“金融业今后的目标不再是单纯的利润最大化，而是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相统一，这一理念切中实际，而且顺应了世界潮流。我们必须顺应这一潮流，全面改善我们的理念和经营方式。”李扬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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